八一文学网

第8章（第3页）

通往木工房的路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路的左右，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一棵棵荔枝树成行成片地蹲在那里，等待下一期的果实。路旁野草丛生，狗尾巴草随风摇摆，时不时有调皮的狗尾巴撩拨我一下。如果不是抬着桌椅，我肯定是要搞几根狗尾巴来玩玩的。路面上铺满了落叶和枯枝，我听到走在前面的黄文利突然发出一场惊呼，原来是被踩到的树枝来了个反弹打到了腿。和她一起抬桌椅的黄文胜放下桌椅，用脚狠狠地将那截树枝踢飞。杂草丛中开满了各种五彩斑斓的野花，有些在树荫下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有些在没有树荫的灼灼烈日下被烤得垂头丧气。蝴蝶和蜜蜂在花间飞舞，它们的忙碌为这条原本寂静的小路增添了一丝生机，却又被我们这群突然闯入的小孩弄得鸡犬不宁。桌椅时常被弃于小路上，早有同学窜到野草丛中与那些轻盈飞舞的动物们为伍。蜜蜂他们是不敢招惹的，他们要招惹的对象是蝴蝶和蜻蜓。

我胳膊有些累了，建议宋琳琳休息一下。我俩找了个树荫放下桌椅，一只蜻蜓不幸被我锁定，我猫着腰，悄悄地向它逼近。宋琳琳也看到了它，一只小小的蜻蜓正停在草头，她说这种小蜻蜓笨笨的，好抓。我将食指与拇指悄悄伸向蜻蜓，一下子就捏住了它的尾巴。被捉住的小蜻蜓马上蜷起身子想低头咬我，我用另一只手提起它的一对翅膀，它只能任我摆布。我给宋琳琳看我的战利品，她却说抓到大的才算有本事。

抓就抓，这可难不倒我。我让宋琳琳先帮我找找看哪里有大蜻蜓，等我抓给她看。我在路边摘了根狗尾巴草，把狗尾去掉，在尾端打了个圈，将手上的蜻蜓尾巴套进去，然后将圈拉紧，蜻蜓的尾巴就被绑上了。受了刺激的小蜻蜓挺直了身体使劲地想往前飞，但一切都是徒劳。宋琳琳悄悄地走近我，告诉我大蜻蜓的位置，我对她说我用这只小的去钓那只大的，大蜻蜓看到小蜻蜓受难就会来救它。宋琳琳的表情告诉我，她不相信，但她还是怂恿我去，想看看我是怎么失败的。

我尽量伸长左胳膊将手上套着小蜻蜓的狗尾巴草递出去，让大蜻蜓能看到小蜻蜓又看不到我。小蜻蜓在草尾上下晃悠，一会儿展翅欲飞，一会儿蜷缩成一团。大蜻蜓真的飞过来了，用它那硕大的脑袋触碰着小蜻蜓。说时迟，那时快，我右手立马跟上，一挥手将大蜻蜓握在了手里。宋琳琳大概正诧异于我的身手敏杰，我却“啊”地大叫一声，放开了拳头，大蜻蜓挥动着翅膀飞走了，被捕获的大蜻蜓在我的拳头里咬了我一口。不过没关系，宋琳琳已经看到我能捉到大蜻蜓了。我索性将绑小蜻蜓的结打开，把小蜻蜓也放走，还它自由。

木工房就在前面，已经有同学抬着新的桌椅向我们迎面走来。

木工房里的新桌椅有很多，我却被一些角落里的碎木块吸引过去，没注意到宋琳琳正倚在一张桌子旁等我过去和她一起抬。我使劲地喊她到我这边来跟我一起看那些我觉得有趣的小木块。她无奈地走过来，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后说：“你可真是个小孩。”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心想，难道你不是小孩了？我随手捡了几颗差不多大小的正方形小木块放进口袋后起身去和她抬桌子。

回去的路上，我没有叫停，大概是对宋琳琳的故做成熟有些不满。倒是宋琳琳叫我停一下，她指着一棵松树对我说树上有只小松鼠。我看到了松树上的一只小动物，嘴巴不停地动着，像是在咀嚼着什么东西，我从没见过松鼠，但既然在松树上，那就应该是只松鼠。它的毛皮呈现出深棕色的光泽，与松树的苍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眼就可以看到。小松鼠的尾巴蓬松而浓密，它敏捷地在树枝间跳跃，不时停下来，用前爪捧起一颗松果，迅速地咬开坚硬的外壳。小松鼠似乎发现有人在观察它，它不停地转动着小脑袋，警觉地站在树枝上，打量着四周。它“嗖”地跳着跑开了，这奋力的一跃，还没等我们的目光跟进，就听到宋琳琳大叫了一声：“啊，毛毛虫。”这是一种让我或者说是让和我一样大的女生们都感到胆战心惊的小动物，虽然它们长大后会变成美丽的蝴蝶。我看到毛毛虫朝着我们奔过来，虽说是蠕动，但速度快得超出我的想像。我是没有勇气踩死它的，宋琳琳也没有，两人赶紧抬上桌椅，沿着坑洼的小路落荒而逃。

我知道了这个木工房，从此后常一个人来，在这里捡些废弃的木块、玻璃条。小木块可以代替石子在课间玩抓石子的游戏，玻璃条用胶布把它们沾成三角柱或四边柱，里面放些纸屑或其它一些信手拈来的小东西，一个自制的万花筒就做成了，我有好几个万花筒，我常带着它们到学校去展示给同学们看。

有一天，校外辅导员带着全校的红小兵出去拉练。宋琳琳是中队长，她站在我们班那些红小兵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一人提着一根红缨枪，神气地昂着头，挺着胸，“一二一”地跟着队伍出发，韦老师也跟去了。我虽然羡慕，但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和那些还没带上红领巾的同学在教室里写作业，刘老师在讲台上坐着。看大家作业都做完了，刘老师说教我们唱首歌。

刘老师清了清嗓子开始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同学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刘老师唱歌，都觉得刘老师唱歌还蛮好听。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饱含了对旧社会的憎恶和对新社会美好生活的热爱。唱毕，大家都鼓起掌来。接下来，刘老师唱一句，同学们跟唱一句，大家很快都学会了。我边唱边想像着自己真的就坐在谷堆旁边，身临其境地感受着妈妈的童年。这首歌让我在之后的若干年都对旧社会充满了敌意，我由歌曲想到旧社会，再想到蒋介石，进而联想到台湾，最后思考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当我和同龄的孩子们在祖国温暖的怀抱中享受阳光时，仍生活在旧社会的台湾的同龄孩子们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呢？浅薄的想像在我脑海里生了根，这成了我一段时间内相当多篇作文的素材，现在想来实在可笑，但那些作文，是得到过刘老师表扬的。

那天，刘老师还教会了大家使用拳头法区分大月小月。还教大家就地取材的玩了“围虎棋”。还给大家讲了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的故事。我心想，这要比宋琳琳他们顶着大日头东颠西跑学到的东西要多，要有趣。当然了，这也有可能是我的酸葡萄精神。

下午，韦老师领着队伍将红小兵们带了回来，我羡慕地看着他们胸前飘着的红领巾，手中握着的红缨枪，暗想，俺老孙有一天也会这么飒爽英姿的。

宋琳琳提着红缨枪走向我，大方地递给我摸了一下又马上收了回去，严肃地对我说我还不是红小兵，不能拿红缨枪，只能摸一下。说完她提着红缨枪跑进老师办公室，把红缨枪放好。从办公室出来后她神神秘秘走近我，问我今天有没有看到他们。我疑惑地摇摇头。她觉得有些遗憾，说真可惜，说我只要往山上看，看见很多很多的红领巾，就看到他们了。她用手指了指远方山的方向告诉我说就是那座山，因为他们已经离开，现在看不到红色了。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在相思湖学院能看到的唯一的一座山，是看得见摸不着的那种遥不可及的山。我曾听父亲说过这么一句话叫“看山跑死马”，心想，这山不知离这里有多远呢，在德胜的时候，就住在山脚下，上了山妈妈都找不到我，宋琳琳居然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么遥远的山上的红领巾，她可真幼稚

宋琳琳去的那座山叫“天雹水库”。那天，我没看见她的红领巾，有个人却看见了。那个人是我大姐。

一群年轻、充满活力的知青，早上五点就从知青点出发，早早来到了天雹水库，天气太热，他们要赶在烈日当头照之前完成今天挑土立方的任务。在一条宽阔的河岸边，知青们正在进行筑堤修坝的劳动。阳光毫不吝啬地照在他们汗流浃背的身上。大姐卷起裤腿，撸起袖子，正全力以赴地投入这项艰巨的任务中。她用纤细的手臂和男知青一起扛起沉重的石头，脸上带着一种压不垮的坚毅。不过17岁的年纪，却担着如此的重担，如果此情此景让母亲看到了，母亲一定会落泪的。土石逐渐堆积，河堤慢慢升高，知青们的汗水滴落在土地上，与土地融为了一体。在回知青点的路上，大姐和许多知青一样已经一瘸一拐，他们看到了一群红小兵扛着红缨枪正气宇轩昂地在前方不远的林子里穿过。在回望那座满是他们血水、泪水和汗水的堤坝时，大姐心中还是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的。她说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土地，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和磨练了自己。这是一段难忘的记忆，一段青春的烙印，一段永恒的历史篇章。

大姐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曾受过全家人众星捧月般的喜爱。二姐是妈妈最偏爱的孩子，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母亲说二姐还在娘胎的时候，差点因自己和父亲的一次口角被流产。又在生下来后因为放在别人家里带，吃得太咸被腌了心肝，差点小命不保。我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母亲对二姐偏爱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从小也知道，每个父母都说一碗水会端平，其实每个父母都是从来端不平这碗水的。我就是家里那个唯一挨打受骂的孩子，是母亲的出气筒。

自我记事起，除了妈妈打我、骂我外，我们家算是一个和谐的家庭，但打骂孩子在当时来说算得上是家常便饭，放在现在也应该还是。母亲和奶奶之间唯一的一次争吵也是因为母亲打了我。那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时不时的都会挨上妈妈几板子。有一次，母亲因发现我洗的衣服没洗干净，我便挨了打。奶奶很生气地说：“一个八岁不到的孩子，衣服洗不干净不是很正常吗，她洗不干净你就帮她再洗洗不就得了，你还打她，你打她就是打我，我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我走，免得你看到我不高兴。”父亲从没见过她俩吵架，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父亲说有段时间，不知是到了更年期还是什么其他情况，母亲心情不太好，我就成了她的出气筒。打得太多了，奶奶看不过去，就用计将母亲制服。从那件事以后，我再也没挨过揍，但骂还是要挨骂的。每当母亲忍不住想揍我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喊奶奶，也不管奶奶当时在不在家。然后，就见母亲生生地把那口气吞回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