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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2页）

二姐插嘴道：“我也要回去，我不想在这里了，在这里连入团都成问题。”

我没说要回去，我觉得这边比相思湖学院好玩。我哪怕说想回去或不想回去，其实都没用，大姐最终是一个人回去的。

吃完午饭，全家人将大姐送到火车站，在最后的依依惜别中，大姐忍了很久的泪水终于还是夺眶而出，母女俩抱头痛哭。这是大姐第一次离开家里所有的人去独自生活。

这场伤感的离别不久就被突如其来的团聚冲洗得烟消云散。

父亲背着全家人，在大姐高中毕业前就向学院领导打了报告，申请将母亲先调回相思湖学院本院，他不知道有多少胜算，也就暂时没跟家人说起这件事。事有凑巧，相思湖学院附中那时正好缺一个政治老师。在大姐独自回到邕州后的第三天，父亲接到了学院的通知，他将一纸调令铺开在母亲面前，得意地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母亲看到调令，又哭了，这次是激动的，她一边抹眼泪，一边埋怨父亲不早告诉她这件事情。

父亲问母亲是否愿意当政治老师，是否能当政治老师。母亲说让她教什么她都愿意，她是学师范的，什么都能教。

母亲打点行囊，即日携全家返邕，试点班这边只留下了父亲。

火车沿着我们来时的轨道，又将把我和家人送回相思湖。我甚至忘了去和孙天浩告别，只能在火车离去的呜咽声中，眺望群山，眺望群山脚下波涛汹涌的一片片绿色田野，眺望文人笔下的如诗如画，它们逐渐在我的视线中淡出。社来社去，宜山，德胜，龙头山，孙天浩，一切从此成为回忆。

又见相思湖，我拾起一粒小石子，投向湖面，湖水轻轻地叫了一声，泛起了轻微的涟漪。相思湖，虽不是我朝思暮想的所在，我依然感动于它那么平静地等着我的归来。

大姐刚准备去饭堂打晚饭，一出门，就看到了正堵在门口的我。我对她大喝一声：“妖怪，哪里去，吃俺老孙一棒！”大姐大喜过旺，她知道我肯定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她向马路上看了看，果然，母亲、奶奶还有二姐背着行李正朝这边走来。她把碗递给我，跑过去接下了奶奶手里的东西。

进屋后，大姐说她先去饭堂打饭，不然饭堂要关门了，我小尾巴似地跟着，几日不见，分外亲热。

奶奶担心自己能在这里住多久，学院领导会不会让她在这里长期住下去。母亲说现在政策放宽些了，应该不会再有人赶走她，让她放心。

吃饭的时候，二姐像想起了什么，突然惊呼一声：“天啊，妈妈不会当我的老师吧？这可不好！”

大姐毫不客气地补了一刀：“不仅是当你的老师，还很有可能当你的班主任。”

奶奶回来那天就发现了新情况，每栋楼的前面，多出了一些横七竖八，用不同材料搭成的小房子。我们也发现了，听邻居们说这些小房子是在发生唐山大地震后各家各户自行搭建的简易地震棚，是为了万一发生地震时可以临时居住的。奶奶看到这些简易棚里不仅可以堆放杂物，更多的人是拿它们来做养鸡房，每个小房子里都有几个鸡笼。她也打算找地方围上一间。实地勘察后，奶奶让大姐、二姐和我一起动手，去砍些竹子，捡些大小木棍，让母亲上街买些油毛毡和铁丝，不到两天，一个倚着别人一面墙，由竹片、木棍做篱笆的简易棚经奶奶的双手就围好了，顶上铺上油毛毡，遮风挡雨，就是不隔热。奶奶说，管它呢，又不住人，热就热点吧。

1977年8月29日，云很白，天很蓝，风，似乎没有，阳光如熔金般洒向大地，这一天，注定是充满活力与热情的一天。相思湖学院大门口，锣鼓齐鸣，口号震天，大姐和那些同届高中毕业的同学们响应着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胸带大红花，坐上大卡车，从相思湖学院门前出发，最后来到当时的四联大队插队落户。四联大队其实就在相思湖学院后面没有多远，但热闹的车队还是将他们带到市中心的朝阳广场绕了一圈。大姐的插队决心书写的是坚决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姐说，她的决心书上还是有所保留的，没有写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心里想着在农村好好锻炼三五年后，再抽上棉纺厂当个挡车工。这是当时的知青们，也是大姐的最高梦想。

我一觉醒来，发现床头坐着一个人，听到动静，那人看向我，是宋琳琳。宋琳琳胸前飘着一条红领巾，笑盈盈地对我说：“听说你回来了，我代表全班同学欢迎你回到我们班。”我在德胜小学待了三个学期，这么客套的话很久没听过了。我还记得宋琳琳因为周总理去世时向老师告过我一状，对她还有些小记恨。没想到，回来第一个见的同学居然是她，我心想：“好吧，俺老孙不跟你计较那么多。”于是我愉快地起身，和宋琳琳并排坐在床沿，伸手摸了摸她胸前的红领巾，问她什么时候加入的红小兵。她也爱惜地摸了摸她的红领巾，喜笑颜开地对我说她一年级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就加入红小兵了。问我是不是还没有加入，让我别担心，她会做我的介绍人，我很快也会戴上红领巾的 。她还说怕我学习跟不上进度，她是来给我补课的。她这么一说，我有些不快，我需要补课吗？真是自作多情，我在德胜小学样样都是第一名，用得着你帮我补课？我也后知后觉地有些纳闷儿，德胜小学的老师好像都挺喜欢我的，怎么就没让我戴上红领巾呢？还有，大姐一个人回邕州那天，二姐也吵着要回来，说那里连入团都成问题。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文章的。长大后我才明白，我迟迟没能戴上红领巾，二姐迟迟没能入团，都和奶奶的家庭成份有关。还有就是，我也挺纳闷的，又没开学，宋琳琳戴着红领巾来我家，显摆啥呢？

大姐的话果然一语成谶，附中初三班的政治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母亲，班主任也是我们的母亲。我拍着巴掌对二姐说：“太好了！太好了！”

一年级时离开的我，回来已经读三年级了，老师还是韦老师和刘老师，同学还是原来那班同学，班长还是宋琳琳。注册那天，韦老师对大家说学校有一批桌椅需要维修，同学自由组合，两人一组把操场上那些准备维修的旧桌椅搬去木工房，再从木工房搬新的桌椅回来。宋琳琳主动过来和我一组，我们将一张椅子倒挂在桌子上，抬起桌椅往木工房走。她胸前依然飘着红领巾。

通往木工房的路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路的左右，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一棵棵荔枝树成行成片地蹲在那里，等待下一期的果实。路旁野草丛生，狗尾巴草随风摇摆，时不时有调皮的狗尾巴撩拨我一下。如果不是抬着桌椅，我肯定是要搞几根狗尾巴来玩玩的。路面上铺满了落叶和枯枝，我听到走在前面的黄文利突然发出一场惊呼，原来是被踩到的树枝来了个反弹打到了腿。和她一起抬桌椅的黄文胜放下桌椅，用脚狠狠地将那截树枝踢飞。杂草丛中开满了各种五彩斑斓的野花，有些在树荫下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有些在没有树荫的灼灼烈日下被烤得垂头丧气。蝴蝶和蜜蜂在花间飞舞，它们的忙碌为这条原本寂静的小路增添了一丝生机，却又被我们这群突然闯入的小孩弄得鸡犬不宁。桌椅时常被弃于小路上，早有同学窜到野草丛中与那些轻盈飞舞的动物们为伍。蜜蜂他们是不敢招惹的，他们要招惹的对象是蝴蝶和蜻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