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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皇四子胤于1709年圆明园完工后不久，就迁入使用。这个时候的圆明园规模仍然不大。不过，此园并不是明代残破旧园的新修，而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新园。根据周维权的估计，圆明园一开始就已经包含了前湖和后湖之间大约91英亩（约552亩）的土地。可是，张恩荫对这个估算提出异议，认为从皇子胤咏圆明园的几首诗可知，这座园林已经延伸至后湖的范围以外了，所覆盖的范围不会小于180英亩（约1093亩）。不管谁对谁错，圆明园在完工时的范围不会小于它以后整个面积的三分之一。无论如何，圆明园在1722年已经很壮观了，足以让皇子胤邀请他的年老父亲康熙和他的儿子弘历（未来的乾隆皇帝）来到牡丹台，欣赏盛开的牡丹花。

皇子胤于1723年继承大统成为皇帝之后，就开始扩建圆明园，但是由于皇太后突然去世而延后了正式宣布圆明园为新皇帝的主要皇家庭园。他作为一个孝子，遵守了一段居丧期，因此暂停享乐的生活，并延迟移居圆明园。雍正直至1725年8月27日，在大臣们多次请求之下，才决定停止服丧，到了1726年的农历新年，雍正才正式住进圆明园。他乘坐一辆镀金的马车，在11辆马车的护送之下，从北京出发到达他的帝王宫苑。亲王和大臣们赠送皇上3000个灯笼，以示庆祝。

虽然雍正只在圆明园住了两天就返回紫禁城，但他已经决定把这座宫苑除了当做休憩之处外，也要用作处理政务的地方。他正式向吏部和兵部做出谕示：“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此后他又颁布命令，重申这项谕示。自1725年园居起，每天在圆明园内处理政务跟在紫禁城内处理政务的方式完全一样。这里很清楚显示，他想要确定他的园居，不会妨碍日常政务的进行，反映出雍正对可能批评他疏忽职守的言论十分敏感。他确实要一再为他的园居做辩护，强调园居不会影响政务。因此，他把自己在圆明园内处理政事的地方命名为“勤政殿”，并非偶然。

虽然雍正认真对待自己说过的话，但是至少在一开始，官员们在安逸的庭园气氛中，并不认真处理事务。当雍正在1726年1月20日坐在勤政殿中的龙椅上准备听奏时，居然没有一个人进奏。雍正的不悦形之于色，斥责园居绝非怠忽政事；刚好相反，就他自己而言，在圆明园这样舒适和愉快的环境当中，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他语带威胁地警告，如果大臣们继续在园里随便处事的话，就视之为大臣们反对他在圆明园里生活。

不久之后，皇帝和大臣都习惯了在帝王宫苑内处理政务。雍正明显地被诱人的周围环境和天然景致所吸引，因此居住在圆明园内的时间越来越多，返回紫禁城的次数渐少。他逐渐变得很不情愿离开这座宫苑。他开启了清朝皇帝经常过园居生活的传统。

雍正皇帝决定于园内处理政务之后，在圆明园和北京之间，开了一条沿途有漂亮柳树的优质石板路，根据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的估算，这条路大约有6英里（约9.7公里）长。这条石板路从紫禁城开始，经过西直门后跨越在护城河上的高梁桥，最后往西北转入海淀区，然后就可抵达圆明园的大门。这条路让皇帝在两座宫殿之间的经常往返，变得方便。每当皇帝抵达圆明园的前门时，满洲亲贵、满汉大臣、南书房的亲信文士，以及数队士兵都会列队迎接，以示尊崇。

这条路当然也满足了那些从官员到工人必须经常往返圆明园的人之方便。一般来说，一个人要从紫禁城出发，及时在早朝前抵达圆明园，就必须在半夜出发。因此，日常要在两地之间往返，尤其对上了年纪的大臣来说，可说是一件苦差事。所以，雍正为了表示仁慈而免除老臣出席圆明园的早朝。特别在严寒的冬天，当彻骨的北风从西伯利亚吹来，雍正会豁免大部分的官员来圆明园觐见，紧急情况除外。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年），朝廷允许副手先代呈奏折，正员可以在当天稍晚时到达圆明园。

历史学家普遍视雍正为俭朴的皇帝，但是如果从他扩建和美化圆明园的做法来看，其实他是一个很会花钱的人。早在1724年，他登基后的第二年，他就批准在园内加建多座建筑的计划，并授权木料的采购。最初的工程是要满足行政管理之需，包括巨型的正大光明殿和殿堂旁边用来容纳侍从和宾客的别馆。一般的中国园林为自政治圈退隐下来的官员所居住，而圆明园却是全国政治的中心。在这些行政大楼没有完工之前，雍正就在“九州清晏”（由九座人工岛在前湖和后湖之间排成半圆形）的寝宫里设置他的临时理政厅。我们由此可知，在1726年之前，也就是雍正在位四年左右，在九州上的建筑大致已经落成了。

雍正在1727年仍然感觉到需要为他长居圆明园做出辩护，因为他自觉儒家行为的道德规范不容许逸乐。他在谕旨中表示，他真的需要圆明园宜人的环境，来尽他作为天朝大国君主的职责。他似乎要证明他说到做到，不但要求他的官员在园内努力工作，他自己也要加倍努力，尽他所能地勤政处事。他为了不断警惕自己，在正大光明殿里悬挂了一副巨大的对联，上面写着：

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

这还不够，在他的御案后面还展示着两个引人注目的大字：“无逸”。他并且在其宫苑里的理政厅的墙壁上，刻上一篇文章，内容是表示他如何严肃看待他在维持和平与繁荣上的责任，如何决心维护这个帝国，如何了解他维持帝国的责任并不比他的父祖辈艰难创业立国来得容易。

从亲王苑囿到帝王御园(2)

雍正的许诺并非空言，他在理政厅内花非常长的时间，来批阅奏章，以及与亲信议政。由于有太多的问题要等他来决断，他在圆明园里的日子，即使夏日炎炎，也没有一点点的空闲。事实上，不管什么季节，雍正很少会在圆明园里错过他的理政时间。据我们所知，雍正有一次在理政厅里聚精会神地工作直至深夜，浑然忘了时辰。他作了一首诗记下这次经历，希望黑夜中的明月能为他工作至夜深做见证。

雍正在圆明园北端开辟了一大块田地，称之为“多稼如云”，是园内的景点之一。此景与其说是为了玩乐，倒不如说是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关切。他视察如何犁地、播种和收割农作物等等，来表现他对广大农民生活的关注。在1729年的8月里，他在园内又添加了蚕桑农场，并指派一名首领太监负责监督。因此，那些在园里农区工作的男男女女就被编成桑户，成为不断成长的园户当中新的成员。蚕丝品的生产又导致在万寿山麓下建造了织染局，以便于蚕户行取养蚕蛮子、蚕纸等材料。

一旦雍正皇帝把圆明园用作日常的居所，这座皇家庭园的安全与护卫必须得到加强。园内原本只有包括180名骑兵和440名步兵在内的620名绿营官兵，但雍正掌权之后的1724年，园内已增兵至1000人，包括200名骑兵和800名步兵。在隔年的春天，军用练兵场也告完工。每一名士兵因其身负护卫这座帝王宫苑的荣耀职责，可以得到20两白银的额外奖金。

由于圆明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圆明园八旗的护卫兵力达到3232人。这支军队的所有军官和士兵都是清一色的满洲人，他们武艺精湛，是从可靠的部族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不久之后，这支御林军固定为3256人，包括136名军官和3120名士兵，归两名满洲亲王指挥。经过几朝皇帝下来，这些御林军都驻守在圆明园的四周。他们有两个主要职责：平时守卫圆明园的安全，在特殊的节日里增援皇帝身边的侍卫，使皇帝和他的侍从能在园内畅行无阻。平常日子的训练则包括骑马和射箭，偶尔皇帝也会参与操练，在园里的西南边就有一座巨大的操练场，并且有一座高耸的阅兵台，就是为了这个用途。根据1747年的记录，又有2328间额外的营房完工，以便容纳更多的军队。

尽管雍正在圆明园内勤于政务，但他肯定不会抑制自己不去享受园林之乐。他特别喜欢在福海这个园内最大的湖泊上泛舟，他经常邀请宾客（一般都是大臣和喜爱的嫔妃）在平静的湖上观览风景。他乘坐的龙船后面，通常会有大约三十艘船跟随着。到了晚上特别是节庆之夜，在漫游之后则有精彩的演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乾隆皇帝即位之后，更加喜欢在湖中漫游。教士王致诚有一次获得成为皇帝贵宾之一的荣幸，分享了泛舟的乐趣。他描述湖中有许多镀金和闪亮的船只，用途各异：有时候是用来透透气，有时候是用来垂钓，有时候是用来对打、作战或布阵。看来皇帝和他的侍从们在泛舟的时候，同时观赏各种不同的湖上活动。

庆祝农历五月上旬的端午节，是湖上一年一度的大事。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古代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340278），他为了唤醒楚王的良知而投河自尽。龙舟竞赛的出现，相信不会晚于公元6世纪，赛龙舟是为了寻找这位溺水的爱国诗人。满洲皇帝在这座帝王宫苑内，庆祝中国所有的重要节日。每年一度在福海里的龙舟竞赛，除了大雨天之外，很少会被取消。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皇帝和他的宾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抵达福海时，几艘鲜艳的龙舟就会在湖中打鼓舞旗，开始竞赛。这跟全中国一般民间过节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在比赛过后，主人和他的宾客就在湖边的花岗石岸登陆，然后走向一座半月形的台阶，最后沿着两旁种满鲜艳花卉和树木的大道，走回住处。